社会科学家的理论观点与其社会经历之间的关系

社会科学家的理论观点与其社会经历之间的关系本站　　最近林毅夫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自己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的身份，他的说法让我想到了一个社会科学家的理论观点与自身生活和工作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

　　最近林毅夫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自己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的身份，他的说法让我想到了一个社会科学家的理论观点与自身生活和工作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

　　马克斯·韦伯解释社会学的框架和核心理论就深受其所处的德意志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韦伯坚持从价值中抽离出事实、反对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观点，都有着深刻德意志哲学传统的烙印。他提出的传统型权威、法理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的概念更是受到了德意志进入到工业化时代以后所呈现出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的影响。他提出魅力型权威概念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德国必须从资产阶级中选举出魅力型的领袖带领后俾斯麦时期的德国走向繁荣。韦伯在1892年发表了《易北河以东德国农业工人的状况》一文，在文中他分析了地主和雇佣工之间的冲突问题，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反对德国贵族雇佣外来廉价劳动力的做法。他认为雇佣外国劳动力的做法虽然经济合理，但会对德意志国家的完整性造成威胁。他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论述官僚权威时，明确反对了基于理性的欧洲个人主义在德意志的扩散，同时他也认为官僚的权威是无能的，他们无视了德意志国家的需求。韦伯的学术活跃期间，也正是德意志国家逐步进入强国的阶段，德意志的强国之路具有明显的国家主义色彩，这给韦伯的学术理论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与韦伯不同的是同样深受德意志国家主义影响的另一位大师哈耶克，他于1899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贵族家庭，他有一个贵族的姓“冯”，所以他的全名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但他的贵族头衔在1918年随着奥匈帝国的解体就消失了，我们不能不认为反贵族精英特权的大众不会给哈耶克所坚持的个人主义带来过影响。一方面，哈耶克在他学术生涯的初期受到了欧洲一系列社会经济环境重大变化的影响，如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1918年德国威廉二世的退位，以及同年哈布斯堡家族结束了奥匈帝国长达700年的统治，欧洲各国逐渐推广的普选制以及由此导致的大众政党崛起对传统精英化自由主义的挑战。由于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引领了大众化的，因此哈耶克在初期成为了一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德国逐步进入纳粹统治的事实又让他切身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价值，最终使他成为了自由主义的理论斗士。哈耶克学术生涯的顶峰时期正是西方自由价值与法西斯剧烈对抗的时期，哈耶克亲身感受到了纳粹统治对德意志的危害，这样的对抗驱动了哈耶克力主个利作为解决社会问题时优先考虑的中心问题。

　　与哈耶克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外一位大师是冈纳·缪尔达尔。作为成长在温和的社会主义环境中的学者，他本人对于个利在一个国家中的发展作用并没有给予更高的关注。相反，他认为穷人既不关心权利问题，也没有能力利用这些权利求得发展。他认为即便在统治下很多人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他们依然积极响应来自国家威权的引领。他同时认为除非有强制性的规则，否则发展是不会有效的。他这些有关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观点主要来源于他1957年后开始的对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缪尔达尔对南亚国家经过了殖义、去殖民化以后依然呈现的碎片化社会格局对发展的负面作用深有感触。他在《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一书中提出了唯有利用国家计划整合的作用才能把分散的个体经济推向进步并摆脱低水平的困境，他认为国家机器是第三世界寻求发展的动力源泉。哈耶克成长在个利被剥夺的时代，他的后期学术生涯又长期处在将个人自由奉为经典的英国文化环境，他的理论更多是人类生存的哲学的经济学思考，而缪尔达尔则直面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两者个人生活背景和面对的问题各有侧重，因此导致了两人在学术观点上的分野。我没有学术研究的基础来断定两者的学术思想，只是引用一些历史的线索说明任何一个人的学术思想都无法摆脱他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所面对的社会问题。

　　林毅夫先生年轻时代虽然也经历了统治的时期，但我想他也同时经历了在这个阶段的快速发展。林毅夫先生来到以后很快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无论到美国留学还是回到工作，他都一直处在一个政府把握发展进程的发展体验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学术理念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的理念，这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对他作为政府“代言人”的不恰当的指责。林毅夫先生进入世界银行工作以后，开始直面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2011年，我为世界银行在坦桑尼亚的项目提供咨询工作，他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到访坦桑尼亚，我们一起去看了一些属于非正式就业的街头小工厂，他当时讲这样的一些小工厂在中国就相当于由个体发起的小型乡镇企业，如果有政府的支持，这些企业会很快发展起来。我记得当时世界银行坦桑尼亚国别首席经济学家就讲，我们世行没有这样的政府支持项目。

　　林毅夫先生在世行工作期间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他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中涉及到的一些核心观点，比如发展中国家不能够按照西方是如何发展的、西方的发展具备哪些条件等这样的标准来进行发展，而应该按照发展中国家自己具备什么样的优势、如何通过政府的支持来让这些优势成为发展的动力这样的路径来发展，这也就是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内涵。其实缪尔达尔也曾经讲过，对欠发达国家（地区）进行研究的主要是来自西方富国的社会人类学家，他们用静态的语言来描述欠发达国家（地区）人们赖以生活、工作和生存的制度、结构与观念，言下之意是他们没有对欠发达国家（地区）的真实体验。我觉得林毅夫先生“有为”政府的观点从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所经历的“有为”政府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他的新结构主义理论和《超越发展援助》一书中再度呈现的一系列观点，一是基于中国乃至东亚发展的经验，二是直面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的这些理论属于典型的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是中国式的“他者”理论。

　　林毅夫先生和王燕女士在《超越发展援助》一书中除了继续倡导新结构主义的经济学观点之外，将发展援助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为焦点展开了讨论。国际发展援助是否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争议最大的话题。尽管国际发展援助的目标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减贫，但是其效果并非十分明显。如果把千年发展目标作为一个例子来考察，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千年发展目标把减贫作为最重要的指标，而实际效果是，如果把千年发展目标中中国的减贫人数剔除，那么全世界的减贫实际上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会增加。也就是说，国际发展援助不仅没有促进经济增长，也没有促进它所预定的减贫目标。我在这里不对国际发展援助做更多的阐述，从国际发展援助开始实施到现在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发展援助所遵循的路径恰恰是缪尔达尔和林毅夫先生等所批判的路径，也就是说国际发展援助的实施框架和所支持的内容脱离了它希望达到的目标。尽管对于国际发展援助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争论比较复杂，支持援助者和反对援助者之间的争论一直都没有停止，但是很显然，援助的增长效益是一个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我在非洲从事援助工作，对此深有体会。大量的援助资金用于政府分权的能力建设、用于达到性别平等的能力建设等很多方面的工作，但是非洲很多国家农民连基本的增加产量的农作技术都没有掌握，很多针对农业的援助都在做价值链的促进，这里不是讲价值链不重要，而是指能够推动非洲农业现代化的许多领域无法得到援助的支持。大量的援助都投入到被认为是能够导致经济发展的制度性条件建设方面，而忽视了发展的直接约束。

　　大多数非洲国家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是非洲的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生产方面缺乏灌溉，几乎没有有效的仓储和加工能力，能源供应短缺，道路落后。在这些基础设施落后的瓶颈下，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无法实现。在新的国际格局下，随着后发国家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产业出现了向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和地区转移的趋势，因此通过优先解决基础设施的瓶颈从而使很多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有效地接受产业的转移是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政策建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减贫需要超越已有发展援助的框架。

　　超越现有发展援助框架的主要内容就是促进投资和贸易，也就是说，将投资和贸易作为国际发展合作中的重要内容而不仅仅是局限在传统意义上的发展援助，这对于已有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其实涉及到的核心问题是：首先通过国际发展援助构建一个良好的治理体系从而促进发展，还是优先启动以基础设施和工业及农业化的发展路径并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发育出更适合增长的制度设置，这涉及到两种发展路线的争论。比较优势的发挥除了需要去除制约实现比较优势的瓶颈之外，还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上，有关政府的作用与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政府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和《超越发展援助》一书中所隐含的政府作用事实上超越了凯恩斯学说中的政府作用。对于处在低增长陷阱中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不仅要有政府，关键是政府要“有为”。过去十年中，我经常在非洲工作，广泛接触非洲政府各界官员，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我谨慎地对比这些官员和中国20世纪80、90年代官员的行为。我发现，那个阶段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都在跑发展、跑招商引资，都在和企业、外资谈投资，落实投资，很多做法今天看来好像也有很多问题，造成了对部分群体的利益侵害、环境污染等等，但是没有20世纪80、90年代这些官员跑发展，估计很难有今天的发展水平。相反，非洲的官员们都是坐在办公室里等援助。因此“有为”政府这个概念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讲可能会有很多的争议，中国政府的作为过大、管的过多，在很多情况下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我想这一点大家都会深有体会，所以中国的政府也一直在强调放权。但是同样一个概念用在非洲和其他国家其含义可能就不同，所以对“有为”政府的争论需要把它放在不同的语境下来判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规范的经济学和学中有着明确的理论框架和认识路径，对于经历了集权压迫的人和系统接受了西方经济理论和方法训练的人来讲，坚持有限的政府并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的认识框架是清晰的，我们学术界对此也并无太多的争议。然而对于一个市场发育水平很低、社会自组织能力很低、社会碎片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而言，可能强调建设一个“有为”政府的意义会高于发育一个“有限”政府的意义。所以超越发展援助的主张实际上还隐含着一个富有争议的比较议题。

　　写完了我突然发现，这还甚至算不上一个读书心得，算是我读书同时想到的一些问题。停下笔，我突然想到我们最近在坦桑尼亚的一些工作，我们在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进行农业发展的项目，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支持和促进地方政府转变成“下乡政府”。经过了将近四年多的工作，这些官员真的开始学习很多很像我们20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组织农业开发和推广的一些做法，他们组织其他地方的官员和农民到示范村现场学习，他们接待我们也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冷漠，他们跟我们在日常的交流中也不像开始那样很长时间不回应。同时，我们在另外一个省多多马今年刚开展项目，他们的表现就非常的“非洲”，我的同事昨天告诉我莫罗戈罗省的助理省长很给力，学咱们的做法学得也很快，我知道说这样的事很多人可能会批评我，说我搞中国中心主义，但是我想用这样的故事说在坦桑尼亚那样一个国家“有为”政府对于发展至关重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