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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新自由主义从古典自由主义那里继承资本自由竞争的意识形态衣钵，宣扬物质主义、享乐主义、金钱主义、消费主义等一系列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摘 要] 新自由主义从古典自由主义那里继承资本自由竞争的意识形态衣钵，宣扬物质主义、享乐主义、金钱主义、消费主义等一系列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真实用意不是要实现真实的人的自由和解放，而是要实现资本即资本暴君对人的奴役—使劳动人民在资本暴君的统治下变得更加不自由，而资本家这一资本暴君的最后君主却获得了更多的凌驾于一切道德原则和正义原则之上的越来越多的自由。显然，这是一种对人性和人类精神和全部人类文明的历史的、道德的、法律的和现实的背叛。

　　[关键概念] 新自由主义 华盛顿共识 西方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

　　[摘 要] 新自由主义从古典自由主义那里继承资本自由竞争的意识形态衣钵，宣扬物质主义、享乐主义、金钱主义、消费主义等一系列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真实用意不是要实现真实的人的自由和解放，而是要实现资本即资本暴君对人的奴役—使劳动人民在资本暴君的统治下变得更加不自由，而资本家这一资本暴君的最后君主却获得了更多的凌驾于一切道德原则和正义原则之上的越来越多的自由。显然，这是一种对人性和人类精神和全部人类文明的历史的、道德的、法律的和现实的背叛。

　　[关键概念] 新自由主义 华盛顿共识 西方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

　　我们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背景进行简单的历史考察不难发现，西方经济学自从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时候就已经建立起来一整套旨在论证以资本对人的奴役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压迫和剥削的“自由秩序”是合理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资本处于全部社会的统治地位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资讯的意思，即资产阶级可以采取任何方式进行的资本自由竞争、自由积累、自由集中和自由崇拜。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宣扬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化（一体化）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在人性上宣扬利己主义人性观，在生产关系上宣扬剥削主义生产观，在人生态度上宣扬享乐主义人生观，在价值标准上宣扬物质主义和金钱主义价值观，在工作态度上宣扬功利主义工作观，在生活态度上宣扬消费主义生活观，在文化上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和以美国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主义文化观，企图以经济人理性和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证明”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资本暴力是天经地义的—即“证明”资本奴役人的合理性。但是，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资本主义自由的实质只不过是资本统治人和资本统治全社会的自由，其结果不仅仅只是经济危机、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问题，而且更加恶劣的是由资本对人的统治及其垄断和竞争而形成的两极分化以及由两极分化和意识形态对立而导致的诸如人的非人性化、阶级对立、精神颓废、暴力犯罪和恐怖主义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为资本主义进行意识形态辩护和提供理论依据的正是新自由主义及其理论。因此，对新自由主义及其理论进行批判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保证其自身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正确发展迫切地需要肩负起来的重要任务。

　　从理论构成来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工具主要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即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被称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内容的选择上，新自由主义选择的是1890年以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开创的主张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具有严格的资本主义特性的“新古典经济学”即“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也被称为“价格理论”），它所贯穿的就是在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思想和“经济人理性”基础上所形成的以米瑟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人为学术领袖的各种不同流派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或资产阶级小政府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思想。因此，新自由主义提倡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对资本、市场和价格的妖魔化崇拜，其结果就是典型的经济学教条主义。而以凯恩斯所开创的具有国家主义倾向的主张国家干预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凯恩斯主义为主体，融入了后凯恩斯主义和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构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但是，仅就西方社会的经济学而言，西方社会的经济学说史表明，西方经济学实际上应该是包括色诺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及马克思在内的前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在内的全部经济学和经济学精髓。同时，1936年发端于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现代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应该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然而，前古典经济学资讯的意思、古典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并不符合资本主义者（资产阶级和新自由主义者）的需要，因而不可能成为西方宏观经济学所“应当”包容的内容云南资讯。不过，由于古典经济学中的思想并不具有完整的、一贯的和统一的体系。因此，古典经济学中也不乏对新自由主义者有用的理论。其中，倍受新自由主义者推崇的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完全自由竞争理论就是最符合新自由主义者需要的东西。因而在灿若星辰的前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众多经济学大师中，只有亚当·斯密被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者尊崇为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从历史事实上看，新自由主义者在构建其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时并不尊重历史和事实地选择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的发端者表明，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人理性（“完全理性”）假设的基石上的—从经济人假设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并对一切资本主义规律和现象加以解释和辩护的工具。因此，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用意是有其严格的阶级意志的，即西方经济学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及其知识体系。

　　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与实际经济事实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由于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备以及市场交易存在着高昂的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因此，不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可能是完备的，而且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是不完备的。然而，新自由主义理论并不顾及实际事实而只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定之上—经济人假定、无限理性假定、完备市场假定、完全竞争假定、完全信息假定、零交易成本假定和零社会成本假定—这一系列假定除经济人假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了强化）部分地成立之外，假定在现实中都是不成立的。抛开这些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假定，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只能成为一种文字游戏和资本主义实现对人民进行资本暴力统治的理论工具。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现象也表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恶性失业、生态破坏云南资讯、环境污染、精神颓废、两极分化及其所导致的恐怖主义和暴力犯罪以及人性和人的生活方式的堕落这些资本主义现象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直接结果，也是新自由主义及其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甚至就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恶果。因此，凯恩斯为拯救1929-1933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而创建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不仅成为全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社会的唯一的救命稻草，而且也成为全部资产阶级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别无选择的救命稻草。但是，正如新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弗里德曼领军的货币学派和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所证明的那样，宏观经济学及其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不仅是无效的而且还会加剧经济波动—新自由主义在论证资本自由竞争和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矛盾彰显无余。同时也表明，新自由主义对由其理论构建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完全束手无策，更谈不上综合解决社会问题和问题。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及其所造成的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都证明，新自由主义所制造的经济理论为社会设计的经济制度以及为国家设计的经济政策变为现实的危害是巨大的，甚至其本身正是人类为自己制造灭顶之灾的罪魁祸首。更加荒唐的是云南资讯云南资讯，凯恩斯理论所宣扬的可以用战争、温疫和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拯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具有愚弄性和荒唐性的玩笑理论竟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经常的应用：美国所制造的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在内的一系列的侵略战争都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应用—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创造美国的GDP、给美火商创造巨额利润以及为石油大亨和总统竞选的利益而发动的侵略战争给被侵略国家带来的却是灭顶之灾。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内容的西方微观经济学理论不仅是新自由主义者推行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和知识体系的工具，而且也是新自由主义者配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非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重要工具。因此，中国大学和科研院所中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微观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和移植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过程中首先清洗了自己曾经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而转变为新自由主义者，他们不但自己被新自由主义所演变，而且还成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掌门人的西方资本国家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主力军。从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大学中讲授和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研究和从事微观经济学教学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成为私有制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拥护者，而那些从事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思想的宏观经济学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成为GDP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支持者（刺激消费和增加GDP成为市场宏观经济管理者的口头禅，而由此造成的诸如由卷烟产值增加而导致的疾病、由过度追求产值和过度消费而导致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以及产值增加给人类制造的战争灾难之类的结果却并不在其政策考虑的范围之内—这其中有些政府官员可能并非新自由主义者而仅仅只是被新自由主义思想支配的缺乏主见的理论附庸）。而正是充斥于大学讲堂的新自由主义年复一年地对青年学生灌输着新自由主义思想并泛滥到整个社会。从大学讲坛到政府机关，从政协委员到会议，为了金钱利益、学术利益和利益，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即“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断地用看起来深不可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主要是反古典经济学和反马克思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尤其是看起来似乎是科学得极致的数学模型或计量模型（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和相当程度上只是数学游戏）玩弄着经济学以及学习经济学专业和西方经济学课程的不知渊之深浅的年轻学子和创造财富的劳动人民。这种事实表明，西方经济学教条（“洋教条”）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不仅是一个“无知地顺从”新自由主义演变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具有普遍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帮助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过程。正是这种“无知地顺从”过程说明，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进行的和平演变表现出显著的青蛙效应和蝴蝶效应，这种后果不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而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产生了极其深远资本主义化影响。

　　以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经济学为武器的早期资本主义将封建帝王和封建贵族从统治宝座上赶下来之后，资本主义及的整个阶级就获得了统治西方世界的权力。但是，一旦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之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人（而不是全部资产阶级，中国现实社会中也存在一些有良知的资本家）就会由当初的反封建的斗士退化成为利润最大化而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的剥削者和压迫者。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资产阶级需要御用文人和买办文人为他们提供理论武器来证明资产阶级及其资本对社会实施资本主义统治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于是，新自由主义开始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域粉墨登场，并在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庇护下和资本阶级的金钱利诱下建立起一个形式上十分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和理论体系，并逐步取得了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理论的统治地位。

　　经济学理论界将以宣扬新自由主义为己任的西方经济学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移植到中国之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范式也开始从马克思主义范式（主要是苏联主义范式）向非马克思主义范式（主要是美国主义范式）实现了相当程度的演变，中国的意识形态也随之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演变，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也从过去曾经处于支配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范式（主要是苏联范式）转向了目前处于显要位置的、为新自由主义者所顶礼莫拜的美国范式。显然，主流经济学阵营对经济学阶级性的否认正如皇帝的新衣那样显示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智慧”是为利益而表白的无知和无耻。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经济学阶级性的视而不见本身就是阶级性的一种表现—新自由主义者是一个站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立场上为个人私利而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提供理论的经济学家群体。近几十年来的事实表明，在“经济学无阶级性”的声明的背后显然是新自由主义者在怀着民族虚无主义和主义而投靠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核心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发迹的。而透过新自由主义者的阶级立场和理论支撑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到，新自由主义者把自己装扮成“自由主义”卫道士的真正本质正是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目标，即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学术利益、利益和经济利益。

　　古典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都曾经对社会制度变迁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当资产阶级建立起资本主义国家并取得了统治地位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形成并摒弃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合理内核，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全面否定。因此，新自由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性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性是一目了然的。然而，新自由主义公然宣称经济学是无阶级性的，以此来麻痹和欺骗人民和执政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中趁改革之机按照新自由主义者设想的方向对改革进行资本主义化的误导并从中渔利资讯的意思。通过引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市场制度、私有产权制度、自由竞争制度等）取得并控制了主要是由资产阶级组织起来的话语霸权、高校教育战线的理论霸权和教育霸权（主要是宣扬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反传统文化的哲学教育、学教育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教育），从而使新自由主义者掌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资源、学术资源、行政资源、经济资源和资源。同时，新自由主义者还对各级政府的某些决策者和公务人员进行新自由主义思想灌输并配合一些地方政府和公有企业内部具有行政官员身份的当权者进行私有化改革，以此来实现其误导改革和瓜分公共资源和公有资产的目的。然而，新自由主义者的真正目的不仅在于要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在于要从为新生资产阶级所提供理论支持而使资产阶级不断做大的资本蛋糕中得到一个属于其私人的份额。

　　[1].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版。

　　[3].路德维西·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文版），韩光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5年版。

　　[5].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中文版），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版。

　　[6].斯蒂芬·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中文版），曦中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2年版。

　　[9].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黛博拉·约翰斯顿：《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中文版），陈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2006年版。

　　[12].克里斯·哈曼：《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研究的反思》（中文），唐科译，乌有之乡网，2008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