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彬教授《中国新闻社会史》(2

（作者系大学新闻与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经过大学新闻与学院博士生李漫、博士后刘宪阁的修改、补充和完善，特致谢忱！）

李彬：历史都是人创造的，这是最基本的事实。以往新闻史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容易见物不见人，所以我和学生曾编过一套《百年中国新闻人》。其实是把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一个样本。《史记》是什么意义上的样本呢？一方面是以人为中心，讲了很多生动、有趣的故事，从始至终多是那种鲜活的历史场景；另一方面，其实里面也隐含着司马迁对历史的一些宏观的思考，还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就是他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我个人觉得最突出的两点。

至于“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按照费老的理解，“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化自觉还包括要理解多种多样的文化，增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能力，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从而形成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这个思想的提出，对每个中国人特别是对知识而言，其意义是格外深远的。这里头可能也隐含着对中国学人的一种期待。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文化自觉以及学术自觉的角度审视，中国当下思想家、学术界包括新闻学界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同中国的文明传统和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譬如按照大学院院长朱苏力的分析，虽然目前出版了不少著作，但往往与中国的社会实际与发展需求严重脱节，无助于回答和解决中国的问题。

曾维康：好，谢谢您接受采访。

李彬：一方面自然是尽可能多地涉猎和参考各种资料、观点，但不管怎么样毕竟还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也需要尽可能地保持一种客观、冷静、的心态，虽然像我们这样的当代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好多问题毕竟和个人都是丝丝相扣、息息相关的，但心里至少要有这种自觉和意识。

曾维康：书里面讲了很多故事，比如您对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等新闻人着墨甚多。您如何看待人物在历史叙事中的作用？

曾维康：您在书中没有回避“”、“”等时期的新闻社会史，也没有一味的和否定，反倒结合一些目前已有的研究，对一些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李彬：没有太严格的标准，总起来就是代表性、影响力和完美度。代表性就是典型性，大家这个文本在历史上、在新闻史上常重要的。影响力就是它在整个国家、社会中所起到的非同一般的作用，影响了一代人，或在某些关键时刻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还有完美度，就是在同类的作品中，它兼具典型性、影响力，文本本身的水平也是相当高的。当然也会考虑一些其他因素，比如不同的时代、不同性质的、不同的体裁等，尽可能地完善一些。

李彬：不客气。

我想再次说明这一点，就是在进行新闻史研讨和教学时，我一直很强调、很重视的是普通人、亿万人的社会历史事件，而像这种涉及普通人、亿万人的社会历史事件，最好还是把它放到社会史的框架下去理解、去分析和去把握。从我个人的感受而言，史的思无疑是有相当的合的，因为对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而言，问题始终是统揽全局的。但另一方面，除开这种由上而下的史的套之外，还需要关注由下而上的、亿万普通人的生活情态和历史作为。

曾维康：我在阅读时有种感受，您在写作时除了要处理好“新闻与社会”、“新闻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外，可能还要处理好“新闻与思想（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进入新中国时期的写作时，看得出来您力图对各种、各家各派的观点做了一些有益的介绍和描绘，但我读看起来还是感觉错综复杂、乱花迷眼。您在写作的过程中是否会感到力不从心？

曾维康：最后一个问题。您一直强调学术研究的文化自觉问题，那么这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是否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您怎么看待学术研究与文化自觉之间的关系？

曾维康：当代史写作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离作者本身的年代越近，越难把握。您的书一直写到2009年，那您如何保持一种比较公允的态度？

对于新中国60年新闻史，去深刻检讨或，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都是可以的，合理的。不可能要求每个人的观点都很一致。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如何全面地去把握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课题。我觉得，如果没有一种更高远的历史眼界、更全面的历史感，是很难把握新中国60年如此丰富又如此复杂的历史的。我在进行中国新闻史研究时，往往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越弄越觉得不敢轻易下结论。原人民日社长、大学新闻与学院的首任院长邵华泽有个观点，我是比较认可，也比较赞同的。在2008年北大新闻学教育90年纪念大会上，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如果说新中国60年这段历史是成功的，那么就不能不认可它的新闻事业也是成功的”。不论是前提也好，假设也罢，这个问题始终在着不同的人。如果你认可它的成就，你就很难不认可它的新闻事业，这是掰扯不开的，就像我说的新闻与社会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肯定这60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而另一边却说它的新闻事业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李彬：对，确实不容易。用你说的就是“乱花渐入迷人眼”，“横看成岭侧成峰”。跟万花筒似的，稍微一动就变了，再一动又变了，好像总是很难去把握，去抓住它。这么讲也说得通，那么说也有道理。所以面对这些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内容、观点和角度，我只能求其大概，像画一幅新闻史的草图，让大家感觉这60年的精气神是这么回事就行了。完全形似目前做不到，只能尽量求其神似。就好比是写意画，而不是工笔画。

李彬：最初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也可以说它从客观上表现了这么一种意识，这么一种追求：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怎么去探索中国自己的道，探索中国自己的新闻道。对于新闻学科而言，我个人觉得更重要的是关注现实、关注中国，关注新闻在历史变革中的作为，也就是我常说的关注“新闻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曾维康：书中选录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篇优秀新闻作品，是怎么选出来的？

文化自觉对每个中国学人的首要价值

自2004年起，有个每年举行一次的“中国文化论坛”。在活动组织者编辑的年度报告前言里曾谈到：文化自觉就是“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这个命题中的“文化”，实际上涉及经济、、法律、教育、学术以及其他领域；而“自觉”则表达的是在全球化的处境里对中国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总之，文化自觉的前提在于对“中国道、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这个又基于两个方面的基本认识：一方面，中国是个古老文明的国家，近代以来又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建设与，这是一个立足自身传统与现实而展开的变革与创新过程，而各种简单照搬现成模式的方式不仅在历史上导致了失误或灾难，而且也难免将现实中国及其变革引入。另一方面，当代全球化浪潮包含着一种支配性逻辑和同质化趋势，虽然中国的变革应该也必须向其他文化与社会学习和借鉴，但作为一个延续数千年的文明共同体不能不确立和保持自身的自主性(见有关报告的前言)。所以，文化自觉既为中国发展所必须，也为世界文明所期许，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李彬：不是“质疑”，是“纠偏”。其实大家都知道，“”也好，“”也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不赞同（甚至可以说是反感）那种“一边倒”的说法。我在书中的努力，多少是有一点纠偏的。因为有些说法偏得太厉害了，偏得太厉害就容易史实，至少不能比较地、客观地去审视这段历史。我在书中和课上都反复强调：我们所关注和讲述的，是亿万人民的社会历史，不是少数精英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强调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吗？

对亿万普通人的生活情态要有大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