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我们要学会如何科学辨别信息

疫情之后我们要学会如何科学辨别信息本站　　2月13日，世卫组织召开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创新性研究会议，会议上提出了“infodemic”一词，恰当地描述了当前新冠疫情下的信息环境

　　2月13日，世卫组织召开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创新性研究会议，会议上提出了“infodemic”一词，恰当地描述了当前新冠疫情下的信息环境。

　　“infodemic”是一个合成词，由“信息”information和“流行病”epidemic合成，组合成的新词解释为“信息疫情”或“信息瘟疫”。这个词很好地描绘了当下社会或社交媒体中，有关疾病本身的各种信息，可能比病毒本身传播得还要快的情景。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用户进行信息筛选本就不易，却还需要层层拨开虚假信息的面罩，这无疑更增加了获取优质信息的难度。

　　在信息辨识的过程中，由于知识水平，受教育程度等的不同，会导致每个人获取到的、相信的内容各不相同，从而形成各异的环境。这篇文章就想分析疫情信息传播的特点，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虚假低质信息，甚至有人相信和传播假信息。最后，我们探讨一下，通过这次疫情，我们该如何提高自身的信息筛选能力，提高获取信息的质量。

　　与普通信息传播不太一样的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比普通信息更具专业门槛，一方面增加了信息报道难度，对传播者的知识水平有一定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公众理解信息的难度，这些环节如果有一个没有处理好，都可能影响最终信息的质量。

　　以2月3日湖北省中央指导组召开的医疗救治专场新闻发布会为例，在这场发布会中，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组成员、北京地坛医院医生蒋荣猛就“病毒在空气中到底可以存活多久？”这一问题，回答了提问。

　　其回答的内容是：“这个病毒是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的，……飞沫可以附着在物体表面……现在有研究发现，在光滑的物体表面存活数小时。如果温度、湿度合适的话，有可能存活数天。……研究发现，过去的一些冠状病毒，有可能存活5天。”

　　而在接下来的媒体报道或信息传播中，就被简单地四舍五入翻译为“新冠病毒可存活5天，由飞沫传播”。在社会上形成广泛传播的趋势，造民恐慌。

　　这张图被广泛定义为：“看来目前美国的疫情还真是挺严重的。很多媒体都在说，特朗普需要去做一下肺炎筛查，你看，记者都跟特朗普保持这么远的距离。”

　　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但实际上如果你尝试核实这张图片的出处，会发现它的拍摄时间其实是2018年11月。当时是特朗普去巴黎参加一战结束百年纪念活动，从白宫出发时接受记者采访所拍摄的图片，与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并无任何关系。

　　当前，很多网络信息传播喜欢看图说话，看到一张图片，并不探究其背后的语境，就通过简单脑补编出一段故事，所谓“开局一张图，故事全靠编”。

　　当铺天盖地的疫情负面信息传来时，用户过多阅读此类信息会给精神带来负担。从心理学角度看，长期接触负面信息与负面情绪会使人渴望看到更多好的信息，以此来获得希望并促进心理障碍减轻，或使病情好转。

　　新闻界近年来也提倡传播更多解困式新闻与建设性新闻，通过积极心理学的跨学科融合，帮助读者解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报道疫情的过程中，规避负面，将新闻写成赞歌，以此煽动爱国情绪。如何协调好专业主义和人文关怀之间的关系，还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不管是专业媒体还是个人信息分享，信息素养和文字素养都是每一个传播者所需要具备的，它既包括在信息接收的过程中，具备辨别信息优劣的能力，也包括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正确信息、优质信息的能力。

　　谈到信息素养，不同人在接受信息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所不同，虚假劣质信息为什么能够大行其道，或许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

　　在网络信息中，健康与公共卫生领域的知识由于具有一定的专业度，因此较其他信息稀缺，普通人也会因自己欠缺该方面知识的心理，轻信他人的意见，从而使得这一领域成为了低质信息的重灾区。

　　在此次疫情中，最典型的是人们通过p图，宣称“谈恋爱能预防病毒”的谣言，将这一假信息p到官方媒体账号下，增加信源的权威性，再加上人们迫切希望找到预防病毒方案的心理，使得谣言在网络中传播蔓延。

　　谣言能在较大范围进行扩散的主要原因是权威信源的缺失。1947年，美国社会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总结了一个谣言公式，即谣言的杀伤力=信息的重要度×信息的不透明程度。之后传播学者克罗斯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提出：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

　　也即当公众希望获得信息却又没有相关的权威信息时，低判断能力的公众就是谣言肆意传播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才说，要防止谣言最主要还是要信息透明。

　　如上文所述，公共卫生健康类内容在传播过程中有一定门槛，传播者若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很容易在从专家医生那边，传话到公众这个过程中发生失误，最终导致假信息的产生。

　　说起阴谋论，第一个想起的例子当然是前阵子一些专家用看似有逻辑的分析，影射病毒发源地是美国的视频。

　　除此之外，近期还出现了另一种说法：由于比尔·盖茨曾在五年前一个TED演讲中预测可能爆发大规模病毒，因此甚至有人怀疑这是比尔·盖茨为了证明自己的预言是正确的而故意制造和投放病毒。

　　不管是何种讲故事的方式，这实际上都是在做一件与寻找相违背的事——情绪宣泄。甚至他们即使知道自己在传播着阴谋论，也会用一句：“允许美国人整天阴谋论，就不允许我们阴谋论一下吗？”来捍卫自己的合理性。

　　对于信息的辨别，在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所著的《：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中，给出了以下几条怀疑性认知的原则：

　　以上面所举的“谈恋爱能预防病毒”为例，即便我们看到信息的出处是官方媒体的账号，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产生质疑，比如去原博找寻是否真的有这条信息，或者根据图片的质量思考是否是虚假图片等等，即便前两者的情况都排除了，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官方信息有误，比如众所周知的“双黄连”。

　　疫情环境下，当我们看到一则信息时，需要质询这条信息的完整性，如果信息不完整，我们可以通过搜索更多内容，对信息内容形成逻辑合理的完整认知，如果没能实现，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这一信息有误。

　　看到这条消息时的第一反应是：这可是个大消息。但看看消息的来源是《镜报》，新闻专业的学生可能知道，在新闻浪潮中，最典型的传播社会八卦新闻的两份报纸，一份是《太阳报》，另一份就是《镜报》，它并不属于权威的、严肃的媒体。所以如果发现消息来源是一份小报，则需要进一步核实。

　　如果普通用户读者没有条件自行核实，也不需要追赶头条发布的时效性，那么应该稍等看是否有其他权威媒体发布信息认证，而不是直接作为结论进行转发。

　　实际上这条信息的原版内容与搬运的信息内容截然相反，巴西总统实际上还在等待第二次检测结果，并非已经确诊。

　　同样以上方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的照片为例，虽然我们看到了一张真实的照片，但要知道，当下的假新闻有些并不是用完全虚假的信息制造的，而是将两个毫不相关的真实信息拼凑到一起，从而形成“误导性信息”，而这张照片正是。

　　当我们在对待这些内容是，要知道现在已经不是“有图就有”的时代了，核实图片的拍摄语境是我们辨别信息的重要方法之一。

　　如果说，前面的四点都是教我们如何正确辨别必需信息的话，那些接下来这一点则是告诉我们哪些信息需要关注，哪些并不需要关注。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每个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因此，普通人应学会平衡自身的信息素养和信息消费者责任之间的关系。

　　总结全文，在这个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我们一方面需要接纳更多新见、异见，拓宽自身的视野，也需要同步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在疫情环境下，善辨信息的真伪。最后用《》书中的一句线世纪真正的信息鸿沟不是接入互联网的和没有接入互联网的人群之间的差距。它是有能力创造知识的人和只会肯定先入之见、故步自封、不再学习的人之间的差距。这是理性与迷信之间的新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