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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笔记:延安时代创造创新的汉语词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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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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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鸣九皋,声闻于野。延安时代的词语,带着鲜明的时代性和穿透力,雕琢进文化江山,成为中华文化的基因。

  中国党人在延安时代(1935—1948),创造和创新了一批汉语词汇,这些词汇带着历史的风云吹拂东方大地,有的已经经典化,许多成为当代意识形态的主要词汇,乃至老百姓的日常用语。笔者从《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及尚未出版的续作中改写一部分,增写大部分,计60余则(涉及词语近百条),以管窥“延安时代”词语创新乃至思想创新之一斑。

  勤务员这个词在官场和部队里早就存在。那些为“当官做老爷”搞勤杂服务的人,叫“勤务员”。1944年12月,在布置1945年工作的一个会议上,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文集》第三卷)这是中员和领导干部自称“勤务员”的最早出处。一般地说,勤务员是供人使唤的,是“跟班的”“跑腿的”。旧瓶装新酒,赋予“勤务员”一词以含义,使一个卑下之词,成为荣耀之词。这个时期,还使用“小学生”“公仆”等词,教育者、领导者放下身段,学习群众,为人民服务。

  纸老虎中国民间早有“纸老虎”一词。《坚瓠集》说:“纸牌能耗人财,故呼纸老虎。”早期中,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都使用过“纸老虎”这个概念来形容势力。1946年8月6日,在延安杨家岭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说:“是美国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的“纸老虎”诞生,并且成功地进入英语世界,成为世界语言。如今这个词语仍在全世界流行。

  1946年8月6日,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上图为会见地点(资料照片)。图片来源:新华社

  愚公移山“愚公移山”的典故出自《列子·汤问》中。这个寓言深埋于故纸堆,直到的引用和宣传,才使它在中国家喻户晓。1938年4月30日,在抗大讲话,他要求大家学习愚公挖山的精神,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统统移掉。在1945年6月11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上致闭幕词《愚公移山》,使“愚公移山”的故事流传全国,极大地弘扬了“愚公移山精神”。列子若有灵,当谢。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出自的《愚公移山》。这四句话,组成一则完整的格言,上很正确,形式上存古风,语言上很简练,语言中有气势。如此简短好记、语义鲜明的佳句,必然风行。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这四句话还常常被作为四个成语单独使用(第四句去掉“去”字)。

  斗争哲学这个词是20世纪30年代由人创造,用来指责党的。人说:“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同情党的第21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在访问延安时也说:“党是讲斗争哲学的。”这话曾经引起许多党人的不满。说:“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接过对手的谩骂,用自己的世界观揉搓了一番,然后取将过来,把“斗争哲学”作为自己的武器。“斗争哲学”成为一种重要的观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搬起石头打他自己的脚1944年10月,警告蒋介石不要“搬起石头打他自己的脚”。(《年谱(1893—1949)》中卷)此后,他多次使用这句话。这则极富现场感、画面感、镜头感、空间感、幽默感的民谚,因为的使用而产生“聚光灯效应”,从而流传国内外。

  生命线月,在主持下,谭政起草《关于军队工作问题》。在这份文件上亲笔加写了许多话,其中有这样一句:“党领导的的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修订本)中卷〕这句话成为工作的,“生命线”这个词也成为一个流行词。

  宗派“宗派”本是佛教用语,是褒义词。在词典里,“宗派”的意思是,为不正当目的而结成的小集团,是贬义词。词义的改变源自。1942年2月1日,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中说:“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的残余,也有对党外宗派主义的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宗派”的含义被改写,词性大变,这是颠覆性的改写。

  小米加1939年3月15日,在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时说:“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却满怀信心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年谱(1893—1949)》中卷)用“小米”和“”来形容人民军队艰苦奋斗、敢于胜利的精神。1946年8月6日,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还要强些。”(《选集》第四卷)这句话后来被浓缩为“小米加打败飞机加大炮”。这颇具英雄气概的辞藻,最终成为的成功预言。

  看齐军队讲究队列队形,“看齐”是队列口令。喊一声“向左看齐”“向右看齐”,零乱的队伍就能很快整齐起来。1945年,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一个在操场上游弋的词语忽然获得了思想加冕。把一个军事用语,用于领域,一个军事口令变成了律令。

  解放军解放军的前身是红军、八路军。1944年10月14日,在部署开辟河南根据地的一封电报中说:“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为解放河南而斗争。”(《年谱(1893—1949)》中卷)这是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军”这个词。1946年10月3日,《解放日报》在社论《为实现一月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而斗争》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1947年10月10日,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公布,这个宣言是全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标志。1948年11月1日,作出《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团以上各部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队伍,以其强大精神和巨大牺牲,维护了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书写了世界战争史上的辉煌。

  三律八项注意“三律八项注意”的前身是于1927年10月制定的“三律”和1928年1月制定的“六项注意”。“三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后来经常根据环境的变化做一些调整。最后的定稿是1947年10月在陕北敲定的:“三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俘虏。”“三律八项注意”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规”。正像《选集》中注释说的:“这些纪律,曾经是红军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人民群众和确立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正确政策,都起了伟大的作用。”“三律八项注意”是军人的“紧箍咒”,是将一支以农民为主的武装力量,改造成一支中国历史上最有纪律的部队的一宝。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了鼓励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出自宋朝苏洵《衡论·远虑》;“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出自《诗经·周南·关雎·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出自宋代朱熹《论语集注·学而篇第一》。这几句古语出自不同书本,把它们有效地组合起来,转换成现代汉语,构成一节完整的表述,句句依旧,句句翻新,逻辑上密不透风,显示出深厚的国学功底。曾经解释为什么把这几句话联系在一起,他说:“我们先是对不敢讲话的同志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后来在实践中看到,有的人讲了话,挨了批,于是加一个‘言者无罪’;有的人什么都讲,讲得也不一定对,所以又来一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就比较完善了,既让人讲话,又能够正确地对待别人的意见,这里面充满了辩证法。”(赵毅敏:《七大的往事永远在我心中》)这六句话可以称之为“言论二十四字诀”。

  圈阅在文件上不写字,画一个“○”,叫画圈,它是在延安的创造。《叶子龙回忆录》说:1948年3月的一天,的秘书胡乔木找另一个秘书叶子龙查一份电文,叶子龙说主席已经看过了。胡乔木说:“我也记得主席看过这份电报,但他说没看到,还跟我发脾气了。”叶子龙赶紧找出那份画了许多钩钩的电文。当时阅看电报、文件后,就在头一页上画个钩。胡乔木和叶子龙拿着这份电文去见,叶子龙说:“主席,这份电文您已经看过了。”听了有些不高兴:“我根本没有看过!”胡乔木打个圆场说:“画钩这种方法有缺陷,这上面这么多钩,根本无法区别出来是谁画的。”后来,叶子龙想了一个办法:送传电报、文件前,先在上面署好各位领导的名字,哪位领导看过了,就在自己名字上画一个圈,表示阅过,是为“圈阅”。胡乔木和叶子龙把这个想法报告了。说:“立个规矩也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说着,在一份文件上面的“毛”字上画了一个圈,并签上了日期。他严肃地说:“这样可以吗?画圈为证,以后就这么办。谁出了问题谁要负责任啊。”从此以后,阅读文件,如果没有批示,就画圈即“圈阅”,表示知道了。中央其他领导亦复如是。是创立“圈阅”之“○”的首要者。

  拥政爱民,拥军爱民从1943年开始,延安驻军开展了“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简称拥政爱民)活动,边区人民开展了“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简称拥军优抗)运动,这两个活动简称“双拥”。同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并发布了《拥军公约》,确定每年的1月25日至2月25日为边区拥军运动月。驻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和部于1943年1月25日发布《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和《关于拥政爱民月的工作指示》。同年2月1日,留守兵团公布《拥政爱民公约》十条,这是中国党军队历史上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还确定从2月5日至3月4日为拥政爱动月。“双拥”运动从延安兴起,在各个根据地推广。“双拥”运动,找到了密切军政、军民关系的载体和抓手。久而久之,成为传统,成为仪式,成为文化。

  取信于民在《中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一文中使用“取信于民”一词。这个新词在电报传送中还闹了一个笑话。英国人林迈可在《抗战中的》(2013年出版)中记载:“英文字母形式构成的语言,拼错一个字并不会影响理解原意。汉字就不然了,一个数码错了,就译成为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字了。我在延安时曾听说过发生在新华通讯社的一段趣事。主席在一个讲话中用了一个四字成语‘取信于民’,而晋东南接收电文时,把这四个字的16个数码搞错了,译出的词变成了‘由雾出宝’。地方报纸的编辑对此显而易见的面目全非的文字也未加深究,却写了一篇社论来解释‘由雾出宝’的深刻内在含义。几个月后,载有这篇社论的《晋东南日报》传到延安,引起了轩然大波,直到最后弄清了原委,才告风平浪静。”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有待考证,毕竟至今也没人拿出来那篇“由雾出宝”的社论。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在《实践论》中说:“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选集》第1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概括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基本方法,认识事物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这十六个字。它既是认识论,又是一分为二的方。姑且命名为“认识事物十六字诀”。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1945年9月9日,在重庆与郭沫若见面。在谈话中,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年谱(1893—1949)》下卷)一句名言诞生。在实践中,始终有一个强大的“光明”意识,他在最黑暗的时候,强调“光明在前”、坚信“胜利”;他的肉身和思想中,始终有一个强大的“曲折”意识,他在顺风顺水的时候,总是提醒者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清醒头脑。

  窑洞对1945年7月,黄炎培与在延安的窑洞里开展了一番历史性的对话。黄炎培说:“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一位智者,正在思考中国历史的治乱更替;一位智者,正在探索如何跳出一治一乱,走出一条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路。智者对话,思想碰撞。这个对话,被后人命名为“窑洞对”。

  思想延安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出了丰硕之果。如何命名这一思想?1941年3月,马列学院的张如心在《党人》杂志第16期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文中首次使用了“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这是“思想”这一概念的先导。1942年2月18—19日,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学习和掌握的理论和策略》第一次提出“主义”这个概念并作了阐释。1943年7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王稼祥的《中国党与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第一次明确提出“思想”的概念:“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主义。”中国党和选择了“思想”这一提法。中国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党党章》规定:“中国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中国党郑重地把“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此,徘徊在欧洲的主义幽灵,具有了一个属于东方的鲜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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