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中国人的心灵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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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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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很少有不讲究风水的，商人建楼要讲依山傍水和四至朝向，平民葬亲要请风水先生相阴宅，古时官员选办公场所也要挑拣挑拣，看看是否能旺财。就连也一样，不论是还是帝陵，都要挑选能使皇族兴旺的龙脉。

　　资深文化记者博倪方六认为，风水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历史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一种广泛流传的民俗，一种有关与人文的学问。

　　在创立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曾著书《理想景观探源——风水的文化意义》的俞孔坚教授看来，风水是中国文化对不确定的适应方式，一种景观认知模式，包括对的解释系统、趋吉避凶的控制和操作系统。“生物与文化基因上的景观吉凶（风水吉凶），构成风水的深层结构；中国传统哲学和包括罗盘和天文地理的观测和分析在内的技术，以及中国其他民间，三者构成了风水的表层结构。”

　　可见，从实用层面来看，风水是一门实用性学科，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的主观评价体系和建筑（宅）选址依据，即所谓堪舆理论，确切地说，应该叫做“风水术”。但是风水绝非这么简单，它的背后更深藏着中国人代代传承的观和价值观，它关乎我们的祖先如何看待自身、看待自然以及如何在天地中自处的基本，承载着包括天文、地理、历法、气象、建筑、民间等在内的诸多古老学问和民俗，可以说是汉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块“活化石”。

　　风水定名应该始于东晋郭璞，他在《葬经》中写道：“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还有一个别名——“堪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堪是、舆是地道，所以它是上观天文、下知地理的学问。为什么叫风水呢？《地理新书》一卷解释：“出处为水，入处为风”，观察宅地，就得看水脉、风，要使这个房子或墓地能藏风、能得水，得水就能够有活，藏风就有生气。所以叫做“风水”。

　　一件事情如何出现，出现在什么地方？怎么起源？是关乎到这门学问能否长远流传、是否有生命力的关键，所以任何事情都要考虑起源，风水是如何起源的？

　　风水的理论和方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说不清楚，但肯定很早。《诗经》里有一章：“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这首诗说的是周人的先祖公刘相土尝水，观察山川的向背，选择居外营建住房，和军民一起治理田地，种植庄稼。山坡上建筑鳞次栉比，田野丰收在望，好一派悠哉的田园风光。这说明至少在周代就有了相土尝水等风水术的基本方法。

　　风水的来源可以分为两个：一是“数”，和数术有关，可能是“堪舆”的一系，汉代有《堪舆金匮》；一是“形”，和形势地理有关，汉代也有《宫宅地形》等，可以叫“形法”。东汉班固解释说：“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相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凶吉，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数自然也。”

　　把“形”和“数”合起来，就有了风水的基本内容。“形”是看房屋、墓地的朝向、、大小、形状，以及它周边的水脉山势等外在的空间，“数”是根据一套精细的理论，看房屋、墓地与八卦九宫二十八宿等的配置关系。

　　最有名的风水开山鼻祖非郭璞莫属，正是他从之前流行的相地术里单独提取出了“风水”二字，风水术才从此深入，大行其道。据《晋书?郭璞传》（卷二十七）载，郭璞是山西闻喜县人，跟随郭公学习，郭公精于卜筮，有《青囊中书》九卷，后授予郭璞。

　　最早的风水书是什么样的呢？现在已不可考，因为长期以来渐渐丢失了。现存最早的相宅书，还是考古挖掘出来的，即睡虎地第11号秦墓《日书》中的一篇《睡虎宅经》，因为其中讨论到内室、井、廊房、门、厕、出水口等。从这个文献看，理论并不复杂，各种配置关系也还没有那么讲究，后来渐渐发展，有了各种各样的人增订删改，面貌大变。到了敦煌本唐代的《宅经》（今本《黄帝宅经》上卷即本此）、宋代的《重校正地理新书》等，就越来越复杂。

　　宋代可能是中国历代最重视文化事业的朝代，学堂、书院遍布，开朝之初还定下“不杀文人”的规矩。读书人数量激增，可最终能通过科举这座独木桥的人毕竟少之又少。于是，那些做不了官的读书人，只好进入下层社会，做儒医、、教师，还有一部分人进入了风水领域。由于文人的进入，风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派别，一个是福建闽派，讲究八卦方位，根据的道理决定吉凶；赣派则盛行于江西，以研究形势见长。

　　为了对“风水”知识进行垄断，进入风水领域的知识，就把这个知识变得很系统、很复杂,以便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没学过的人看不懂，他们的生计就有了。于是，这些人就成了元明清几朝的专业风水先生，他们的职业地位也得到提升。

　　及至明清，风水学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风水师的勘察活动已普及到从帝王到城乡民宅各类场所，不论在皇家还是民间都十分盛行。朱元璋建都金陵时对风水极为重视，城外大部分的山都是面向城内，有朝拱之势，唯牛首山和花山背对城垣，朱元璋不悦，派人将牛首山痛打100棍，又在牛鼻处凿洞用铁索穿过，使牛首山势转向内，同时在花山上大肆伐木使山秃黄。清朝历任都笃信风水，很重视陵墓方位。清东陵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26公里，地跨3个郊县，总面积2500平方公里，是个极其庞大的帝王陵园，由此可见清朝对陵墓风水的重视。

　　风水学发展到现在，主要有三大流派：一是峦头派，渊源就是赣派，又称峦山派、形法派，可细分为大峦头与小峦头。大峦头着眼于山川形胜和建筑外部自然的选择，主要操作方法是“相土尝水法”和“山环水抱法”。其理论是“负阴抱阳”“山环水抱必有气”“觅龙(主山脉-大的地理形势)、察砂(土壤资料-农业)、点穴(寻觅主要地区)、观水(水源及不积水)、取向(阳光阴影、气流方向-适宜居住)”等古典地理五科。小峦头主张建房或选房要“背山、向阳、面水、案山好”；二是理气派，渊源是闽派，主张“人因宅而立，宅因人而存，人宅相扶，天地”。主要理论来自八卦术数与占星术，论及“、、干支、八卦、九宫等。”注重方位朝向和布居，主要操作方法是依照元运，选择房屋最佳定位以及屋内动线。形法、理法、日法、符镇法是确定城市选址、建房、装潢的基本方法。主要术数为“九宫八卦法”和“十二地支法”。理气派因理论分歧，传至唐宋之后逐渐分为数个派别，如三合派、九星派、玄空三元派等等。历史上有名的风水家都是同时精通形势与理气两派理论，并融会贯通使用；三是江湖方术派，以方术化解风水上不吉利的方位，以布局更改地运及种生基等民间方式进行。

　　古代中国有所谓“三才说”，三才就是天、地、人，这三者有着很微妙的呼应关系。天上有风，地下有水，人也有气脉血流。据说，地和人一样，也有“生气流注”的脉络，这就是龙脉。古人认为，从昆仑山延伸出五条龙脉，中国就有大龙脉源自昆仑，分为北条、中条、南条，向东延伸。

　　这个具体的龙脉怎样寻找和确定呢？按照一般说法，风水分为四大要素，叫做“龙”“穴”“砂”“水”。具体说来，“龙”：背后的山是龙，要有起伏绵延，脉络清晰，有如人的血脉一样运行无碍，背后遮罩的那座主山，就叫“镇山”，又叫“来龙”。砂：周边环抱的山水形势、星辰缠度，和主山要相配。风水学关于砂有种种象征性的说法，比如，锦屏、三台、宝顶、华盖、笔架等等。“水”：选择阴宅与阳宅，周边环抱都要注意水势，水是一地的生气血脉，除了要注意水脉的来去方向、弯曲环绕之外，还要注意水和山的相配。穴：所谓“穴”，是从人体出发的比喻，就像中医里面讲人的“”，是生气血脉凝聚的那一点，风水理论里面讲，这是“山水相交，融凝”的地方，就是龙、砂、水的聚合点，好像画龙点睛一样，风水也要有“眼睛”才能灵动有生气。

　　以上所说，只是简化了的理论和方法，真正看风水的方法极为复杂，不光看形势、配、观察龙脉水口，而且还要下合九宫、上配星辰，这里无法一一细说。

　　其实，好风水也有简洁模式，可概括为：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四种中的神物其实就是对山的指代。理想的风水宝地是这样的：背依绵延的群山，这山是靠山、主山、祖山，是龙脉，也就是所谓的“玄武”；面临开阔的平原，称“明堂”，明堂也不是一览无余，前面还有像屏风一样的山，叫“案山”“朝山”，案山如在案前，朝山拱揖相迎，这就是风水中的“朱雀”；河水蜿蜒曲折在前面环绕流过，两侧有重重山脉拱卫，这两侧的山就是“青龙”“白虎”。

　　风水宝地就是这样一幅意象：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按照这种风水理论选址建成的村落、城市，背山面水，山环水抱；山顾盼有情，水曲折有致。这里面的对称构成均衡，开敞亦有遮蔽，直露和含蓄相得益彰。据说早期来中国的传教士虽将风水说视为巫术，但看到中国村落、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美丽，他们不得不惊叹：“中国人的内心一定充满了诗意。”

　　要掌握风水的精髓，“防守”和“藏匿”是两个关键词。中国人的理想风水模式中具有强化的捍域结构，体现出其内心深处对的强烈偏执。比如，风水中对水口及捍门星（护卫水口的景观结构）和罗星（罗列在穴场周围的景观结构）的强调，以及中国人对门的重视，一个本来作为与联系、用以探索和开拓未来的通道，在中国中却有浓厚的“关”的色彩，并守以骇人的龙虎、狮象之类。

　　而理解风水的另一个关键词“藏匿”，则表现出中国文化的一个总的特征：对自然的眷恋和依赖。在5000年的建筑文化中，从半坡先民的草棚到紫禁城的太和殿，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几乎一成不变的、简洁而朴素的模式。建筑物本身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所在的自然景观。人的活动只是在自然龙、砂、水环护下的一点“穴”。

　　紫禁城可以说着重体现了者的至高无上，即便如此，正北中轴线上的景山，与其说是一道阻截西北寒风的屏障，不如说是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靠山”，隐隐透露出对自然景观的眷恋和依赖心态。再如，太和门前的曲水和前的金水河，也有同样的意义。而这样的水体，在欧洲宫苑中是作为视轴上的景来处理的，是观玩的对象而非依赖的对象。这与欧洲濒海的海洋民族的教文化下的景观理想形成截然不同。

　　中国历代都城之选址，大都以“相形取胜”等风水原则为重要依据。形胜指山川河流、地理形势及物产优胜等自然。古城乃元、明、清各朝定都之地。在中国，历朝选址定都，均有风水和易学论证，所谓“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时，下得地势，中得，未有过此者也”。

　　今天，我们在位于紫禁城中轴线中心的太和殿上，仍可以看到这样一副楹联：“龙德正中天，四海雍熙符广运；凤城回北斗，万邦和谐颂平章。”“龙德正中天”是一句风水中的语言，说的是太和殿地处中央龙穴，是风水中最高境界、最佳选择。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特别注意人与自然的关系，务必使其在全国的地理、京畿的外局大势、城市内局布置等诸方面，都臻于尽善尽美。

　　风水上认为，国都的西北要有龙脉。所谓龙脉，简单说就是连绵起伏的青山，龙脉的中心为祖山，是王气郁积之处，以此起始，引入京城，到达背后的靠山即“主山”。主山两翼，左以河流为青龙，右引道为白虎。主山之前、青龙白虎之间的最佳选点，是精华的“气”的凝结点，为龙穴，明堂就应坐落此处。

　　第一次“龙翻身”在公元12世纪中叶，时金主将国都由东北迁到这里。但公元1216年，蒙古军队占领燕京，将金的宫室整个。成吉思汗无意定都，但到元世祖忽必烈时，汉臣刘秉忠，元都迁定到燕京为佳。忽必烈接受了这一，改燕京为大都，并指定刘秉忠和他的郭守敬、赵秉温等主持大都的设计和建设。刘秉忠依汉人传统的风水观点，按“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式安排了大都的功能布局，历时24年方建成，这就是现代城的轮廓。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风水术也颇为在行，曾对所在的冀州一带风水大加赞赏，“冀州好一风水，云中诸山，来龙也；岱岳，青龙也；华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诸山，案外山也。”从朱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的地理形势是完全符合传统的风水要义“左青龙右白虎”格局，呈“四方朝觐”态势：坐落在华北平原的北部，位于平原与山地奇绝的交会处和交通要冲，集山脉之险峻、河流之幽静、平原之肥沃于一身，在藏风蓄水之吉地形成古都。

　　延至明、清，城风水格局之讲究、文化内涵之丰富，堪称中国历代京城之最。明、清城在整体规划和建筑设计上，运用了易学中极为丰富的文化方位和象数义理，这些内容本身就是风水的理论基础。

　　老城有不少入水口，像内城的入水口是北侧西面的积水潭水关和西直门南侧的金水河水关；紫禁城护城河俗称“筒子河”，其入水口在筒子河西北角外沿西侧偏南，系一个双孔暗道；紫禁城之内金水河(在正方位中属金，来自的河水称作“金水河”)的入水口为今神武门西面筒子河内沿的单孔暗道。它们均在西北乾方即“天门”方位。内城水系的出水口，均设在东南巽方即“地户”方位(入通惠河)。按照风水学的，水主财，水来之处谓之天门，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之处谓之地户，若不见去处谓之地户闭。天门开，象征财源不断；地户闭，象征财用不竭。与此相应，在建筑设计上，内城城墙的西北角和筒子河西北角的外沿，都缺一角。西北之天门方位缺一角，谓之“天口缺”，象征天门开。入水口和出水口均为暗道，分别象征天门开和地户闭。

　　当年明代迁都时，将元大都的北城墙往南缩回不多不少整5里，而且，为了避开水面广阔的太平湖，不惜将西北方向的城墙缺一角，形成“天口缺”的布局。其道理与筒子河西北角外沿缺一角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与入水口空间方位的安排密切相关。

　　如果说城本身就是经典的风水活化石，那么，紫禁城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浓缩了中国礼制和风水的建筑群。紫禁城处于城最佳，三大殿所处即明堂所在，它居天下中心，与天空中央天皇大帝所居紫微宫对应。

　　在紫禁城营建的时候，原来没有金水河和山（后改名为景山），基于风水格局的考虑，紫禁城正北设有玄武门（后改名为神武门），犯了古人不宜正北开门的忌讳，其后需建山为屏障。山与十三陵的天寿山遥相呼应，将天寿山的龙脉之气引入紫禁城，既成为紫禁城的镇山，又可北风穿堂。金水河从山西北方而来，沿山西麓注入紫禁城的护城河中，河水再由西北角楼下引入紫禁城内，流入太和殿前。在八卦北方属干位，代表天门，因此古人赋予金水河一个美丽的寓言：来自天河之水，通过金水河的流动，将天上的“生气”源源不绝地引入紫禁城。

　　紫禁城严格按照中轴对称的原则进行布局，中轴两端的建筑对称。中轴即是中央子午线，是规划紫禁城全部及城的基准线。紫禁城内的朝政三大殿，即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后改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后寝三宫（乾清宫、交泰宫、坤宁宫）均位于中轴线上。其他若不建在中轴线上，也是严格按照对称规则进行布局，分布在中轴线两端。

　　自明、清以来，古都的风水形胜及其生态，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其自然条件而论，城内，据明代崇祯八年(1635年)刊印的《帝京景物略》记载：“皇城西，古木深林，春峨峨，夏幽幽，秋冬岑岑柯柯……”俨然一派古木林深、遮天蔽日之景象。当年周围松林稠密，道上只可容一人骑马前行。茂密的山林，也带来丰盛的水源。钓鱼台、玉渊潭、金鱼池等地，常年泉水涓涓，许多地方“泉从地涌，一决而通”。如今，之形胜，可谓地势犹在，而面貌皆非了。

　　尤其近年来，随着现代建筑的迅猛发展，古都风貌的问题显得日趋紧迫。但现代不少建筑却是了古都的文化内涵，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位于南北中轴线附近的国家大剧院。鉴于许多重要文物建筑都集中在从永定门至钟楼的南北中轴线，以及从文津街至景山前街和五四大街的东西中轴线上，故古都风貌的核心应是对这两条中轴线附近的文物建筑加以重点。新建的国家大剧院等大型现代建筑物矗立在内城南北中轴线附近，与古都风貌的不符。

　　城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建筑是无与伦比的，天坛的祈年殿、皇城的、景山上的万春亭等已经当之无愧地被世界为的标志性建筑，这正是城最为突出的特点和价值所在。城的现代化建设，不应以自己的历史文脉为代价。

　　风水，揳入中国文化程度之深，比较罕见。但在民间如此普及的一种文化，多年来却名声不佳。

　　1999年版《辞海》对“风水”的解释是：“亦称‘堪舆’，中国的一种。指住宅、坟地等所处的地理，如山脉、河流等，是将地貌风物人格化，带有原始泛神论色彩的学说。”显然，对风水是基本否认的。多年来，提到风水，人们立即会想到。2005年版《现代汉语词典》对“风水”的解释略微中性：“指住宅、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的人认为风水的好坏可以影响其家族、子孙的盛衰吉凶。”这两种解释，基本代表了早年学术界对风水的看法。

　　其实，对于风水学这种古老复杂的学问，我们应该追问的不是各种“判读细节”，而是贯穿于其间的普同结构和普遍，因为它们可以告诉我们中国人究竟具有怎样的特征，对于认识中国人及中国文化之，都有重要意义。

　　从一些中国最早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灾害常频繁的。如，《易经》的六十四卦就有专门的卦和大量的爻辞来卜算和应对洪水、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害，反映了华夏先民试图通过巫与神，来预知灾难的来临，获得人地关系的和谐。基于以无数生命为代价的灾难经验，对大地山川进行吉凶占断，进行趋吉避凶的操作，成为中国5000年来人地关系悲壮之歌的主旋律。因此，遍中国大地，无处不为神灵所栖居。无论大小乡村还是城镇，其设计无不以山水为本，依山龙水神，求安宁和谐。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的风水学，其最核心的哲学思想就是“天人合一”。人生于之中，本身就是一个“小”，与天这个大具有结构上的对应性，就像《淮南子》所说：“故头之圆也像天，足之地也像地。天有四时、、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肢、五脏、九窍、三百六十（骨）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也。”因为有这种一体而同根的类似性和对应性，所以，自然界的变化就和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也正是《礼记》里所说的：“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变而为四时，列而为，其降曰命。”

　　宋代蔡元定在《发微论》中曾这样表达人与自然之间最为理想和谐的关系：山川的形成在于天，对于山水的在于人。如果山川有多余之处，则可以消除它；如果景色有不足之处，可以通过人工建筑弥补它。无论是对山川自然中的清除还是增补，都有一定的原则。风水发展的初级阶段，无非是寻找到理想的，营造出精美的建筑，其终极目的，还是要寻求到，让人与天地自然无隙无间。因此，善于建设的人懂得充分利用自然，而不自然；不善于建设的人拘泥于自然，而无法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因此如何能实行，全仰赖于人的作为。

　　这就是古代人说的“仰观，俯察地理，中参人和”，用英国传教士伊特尔所持的近代观念解释：“中国的风水要追求的最终目的，正是人与自然的平衡。”

　　著名学者王溢嘉说：“古典命的各种方法，背后的理论基础充满了想象力，能给人们提供一种迷人的观和生命观。有不少人即使知道它们在‘科学’的烛照下几近于，但还是喜欢将天上的星辰视为自己心灵的图腾，在大而化之的层面上，对自己的生命做象征性、般的解释。”

　　这样的观点，显然比将生命视为一个“科学事件”来处理，要有趣也有意义得多。

　　风水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更是一个体系。民间百姓有时需要的并非客观的真实，而是心灵的真实，在他们心中执拗地保有某些非常古老的思维模式和观念原型。所有的历史与人物，甚至如风水一般的古典命的所有方法，都只是这些思维模式和观念原型的替身。

　　《凤凰周刊》倪方六曾著书《风水三千年》，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民间是地球人类中最为丰富的，而且有强大的基础。这种民间，其实是一种民俗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支。现在，不少人由于受到“”的影响，有意无意地把民间与往一块靠，这种观点的本身便是一种新，不可取。和均是一种上寄托，并由此约束自己的言行。前者比较，表现为；后者比较盲目，往往出现。

　　在中山大学教授王建新看来，风水是一种文化现象,与中国传统文化及日常生活密切相连,是一种认识和解释自然、、人类之相互关系的方式。普通信风水,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的行为伦理和审美意识,能够帮助人们处理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信风水及风水师的奇特能力本身没有错,那是传统的思想观念及生活方式的一种延续,属于民间惯性。

　　而风水学则大不相同,是要通过风水现象的深入研究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搞清其思想渊源及实践脉络,达到兼容并蓄的学术目的。比如,通过风水与经典的比较去理解现代中国人观念的思想根源,从风水实践出发去研究中国的观及生活态度。风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源远流长,在民间根深蒂固,单纯将其视为而加以有国情、苟合科学主义强势话语之嫌；而混淆风水与风水学之间的区别,放弃学界所应该承担的理论分析任务,则会形成,并有可能助长和偏执的认知方式。

　　大学景观设计学俞孔坚教授介绍，风水意识不唯中国人所独有，任何一个民族和文化都有，只不过由于生活、语言、生活方式不同，而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已。这种文化现象统称为“占地术”。无论是埃及法老王的陵墓选址，还是玛雅文化中的方位，还是美洲印第安人的蛰居洞穴的选择，人类都有类似的解释和操作模式，都旨在茫茫大地上给自己定位，以便建立起和谐的“天地-人-神”的关系。中国具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农业文明，所以，中国文化与土地具有最紧密的联系，中国的风水也就带有更加浓重的土地及土地上的自然关系的烙印。也正因为农耕文明对土地的依赖和对的需要，使中国文化中的理想风水成为“桃花源”。

　　要将风水申遗，主张者与反对者声音都极为强烈，支持者认为，“风水”并不等同于，也包含诸多科学道理，“天人合一”等内容的风水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反对者认为，风水纯属糟粕，所谓的“风水大师”被蔑之为“先生”，把风水术拿去申遗是一场“闹剧”。

　　俞孔坚认为，风水的可珍惜之处在于其承载了华夏先民关于自然的认知和适应方式以及理想的景观模式，风水学的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唯气论）的。用当代科学去肯定或风水，同样是的，因为那根本就是前科学时代的产物，是前科学时代的文化现象，根本就与科学是两回事。“在我看来，只要从人类的进化历程和文化的生态经验，以及现代人的功利意义三方面入手，风水并没有什么解释不了的事。”

　　现在，一方面，许多人打着科学的旗帜，动辄给谈风水的人扣上“反科学”“”的大帽，有失编颇。既然我们可以大谈和，大谈非洲原始部落的巫术，大谈少数民族的教仪式，为什么对风水讳莫如深？另一方面，某些学者缺乏科学，把一种本来就不是科学范畴的文化现象抬举为现代科学，或认为“现代科学解释不了”，或在风水中附会现代科学的内容，以说明我们的先民如何高明、如何深不可测，这同样是荒诞的。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历史系教授葛兆光则认为，“当年，荀子墨子的功利观时曾说‘蔽于用而不知文’，我们现在也面临着这种问题。”在葛兆光看来，“用”就是能够实现的利益；“文”是形式与内涵的和谐。人们现在关注风水，更多是想看它能为自己的命运带来怎样的改变，能为子孙后代谋得怎样的福祉，却往往被这些实际需求双眼，忽略了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

　　事实上，在科学尚未进入时，一直是贯穿我国古代的一个知识基础。、经济、自然，甚至风水，都是在这样的知识基础上奠定的。当我们将风水还原到它所生长的特定历史时期，还原到当时的文化背景上，就能发现：它是经过合理推断得出的结论，有着自己合理的语境，而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

　　这与俞孔坚的观点不谋而合，俞孔坚认为，所有文化现象都有其产生的历史，许多文化现象对当代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变了，我们并不生活在那样的中，因此，不需要那样的方式去适应。风水是我们认识彼时彼地人的生活方式的途径，是揭开中国历史的钥匙。对待它的恰当态度应该是解读它、认识它，并通过它来探索未知，而不是用现代的标准去评价它。“风水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的遗产，不管是否对当代有用。用功利的标准来衡量文化遗产是很的。”

　　对于上述争论，倪方六强调，“风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与中医理论一样，一方面它可以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服务，另一种方面又在上，即文化层面产生影响，它确实体现出了中国人独特的文化结构和民族心理。”

　　他认为，风水是一种真实，是一种存在，是一门科学。风水本身并没有的成分，所谓或者说不科学的地方，是风水术。一些故弄玄虚的做法，一些神神秘秘，一些将风水与人生、家运甚至国运联系在一起的做法，都是。这种争议其实并不是坏事。在经过“”的彻底否定后，通过这种争议，才能使风水的科学性被人们重新认识和定义。可以说，没有争论，就难以弄清，科学往往是在争论中成长、成熟起来的。现在国内许多高等院校的国学院、建筑系，都开设有相应的“风水”课程，这就是争论后的重要产物。

　　对于风水该不该申遗的问题，倪方六肯定地回答,“风水当然是一种文化遗产，而且是有相当地位的文化遗产。不只有必要，而且早就应该申遗。韩国早在2005年就提出风水申遗，这行为一度遭到中方人士的反感和抵制。从韩国人抢风水的事件上，可以看出风水申遗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并且，倪方六还透露了一个细节，在其著作《风水三千年》上市前，出版方在策划新书宣传方案中，有一份就是以风水申遗作由头的。为此，在新书设计的腰封上，还出现了一句话叫“百万网民支持中国风水申遗”，后来因为倪不希望炒作而作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主要的是“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只要有一部分人认为它是文化遗产，又不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的项目就可以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然可以包括不为大多数人或主流价值观所肯定、却并不对社会构成的项目。

　　《公约》确定的评选标准主要有两个：一是具有杰出的文化代表性，对有关群体和文化多样性具有特殊价值；二是需要的紧迫性，特别是因为面临社会变革等因素缺乏而将消失的文化艺术形式。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葛剑雄由此指出风水申遗具有可行性，“尽管我从来反对将风水吹得神乎其神，也不认为风水在现代社会具有多少价值，但对照这两条标准，风水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文化现象，可以称得上文化遗产。在中国以往的2000多年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不相信风水的反而是少数，今天在国内外还有广泛影响。风水无论是作为还是作为文化，不仅形成了一整套观念和理论，还产生了大量体现这些观念和理论存在的建筑物和实物，称得上‘具有杰出的文化代表性’。今天，尽管风水已被房产开发商和某些所谓的规划师、预言家、风水先生当做的工具和的手段，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但真正的传统风水文化及其遗存遗物却面临消失的，相关的学术研究几同空白，后继无人。这也完全符合紧迫性的原则。”

　　葛剑雄认为，不仅是对风水，就是对其他已经列入或未来将要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我们都应取这样的态度。我们所肯定的，不是它们在现实和未来的作用，而是它们以往的存在和影响。例如，有些技艺在今天早已落后，也显示不出多少古人的智慧；有些产品已不适应今天的社会生活，至多只能当做另类工艺品，或仅用之于某些特殊场合；有些仅限于极少数人，并不符合主流价值观;有些行为或活动并不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但也不构成对社会的危害。诸如此类，都不可能获得社会大多数人的肯定，但它们的的确确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或者曾经是历史的一部分，如果不加以特别，它们将很快消失在现代化、城市化的浪潮之中，或者演变为另一种文化产物，使人类无法再据以复原。

　　理清了这一观念，就能防止一旦某一项目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消极成分也会因之而扩散甚至变为积极影响，或者将所有“非物质文化”都当做值得大力的优秀传统文化。对风水项目也应持这样的态度。

　　北大资源学院易学风水教授王济权出身易学世家，从事了20多年的风水研究，他对目前风水界鱼龙混杂的局面非常忧虑，“如果你们能够和我们心平气和地在一起打击假风水，我能协助你，因为我是研究风水的，我知道什么是假风水，我要比你打击的力度更大。但是如果你们不辨，统统打击，那么导致的结果可能是让假风水、假易学占满了市场，那真风水就没有了。”

　　被称为“中国民间风水申遗第一推手”，中国建筑风水文化专家委员会秘书长、研究员徐韶杉，每当谈起风水申遗这件事，都会反复强调：“风水申遗，不简单是申遗的问题，它的背后是国家文化主权的问题。韩国人已经注册了端午节，风水这个事稍不留神就要被日韩申请去了。”

　　他曾经策划拍摄过一部耗资巨大的大型电视纪录片《风水中国》，该片采用田野调查手法，走访拍摄全国范围内的历史名城、镇、村、宅，徐韶杉认为，这给未来风水申遗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拍摄的目的就是让事实来证明，风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灵魂。”徐韶杉说，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如故宫、颐和园、天坛、秦始皇陵、曲阜孔府、孔庙、孔林、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武当山古建筑群、苏州古典园林、平遥古城、丽江古城、明清皇家陵寝、安徽古村落等，哪个不是以风水原理设计的？

　　2006年6月9日，在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前一天，由徐韶杉发起并组织了民间风水文化申遗筹备委员会，宣布启动中国民间风水申遗计划。这个筹委会有10余人，由大学教授、老师、民间研究者等各方人士组成。机构性质为非组织，经费自筹。他们的工作预期是，先以民间的形式做准备工作，然后向文化部和联合国申报。

　　而这个时候，韩国人已经于2005年11月25日抢注了“江陵端午祭”，又拟将中医改为韩医申报世界遗产，而且从2003年开始，韩国以行为启动了韩国“整体风水地理”项目，准备尽快将其列为韩国国家遗产名录和申报世界遗产。而有消息说，日本的申遗工作也已悄然展开。

　　2006年12月14日，上海生活美学学会也宣布启动风水申遗。会长张良仁说：“‘天人合一’等内容的风水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当之无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申遗，因为的全面介入，从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正意见喷薄而出。风水申遗“捍卫文化主权”的动机，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相反，质疑之声不绝。压力下，2007年初即传出上海申遗夭折的消息。但上海易会副秘书长吉容良在接受采访时称，上海方面的申遗活动仍在进行。徐韶杉也表示，他们已与上海方面联合，共同推动风水申遗。

　　事实上，中国一些地方从未间断过“风水遗产”的申遗，在广东申遗中，申报的材料第就是建筑风水，的申遗成功暗示着风水申报遗产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徐韶杉透露，目前安徽徽南地区也有意将以呈坎为代表的古村镇进行风水申遗，并举办中国首个风水节。

　　徐韶杉认为，只有将风水申遗，纳入国家的管理范畴之内才有可能终结现今国内风水界骗子的局面，申遗恰恰提供了一个规范“风水”的契机，“在风水申遗的过程中，通过教育培训和新闻的推广，把真正的风水知识普及到群众中去，对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自信心，保持民族文化的纯正性都非常有意义。”

　　而很多人担心风水一旦申遗成功，可能会更加助长现在广建各种诸如“镇妖塔”等风水建筑的，会给一些官员纳税人钱大兴土木更正当的借口，对于这种担心，徐韶杉表示，这种现象绝不是风水，而是胡闹，“对于这种丑恶现象，该问责的是官员和体制，而不是风水。”

　　但是，鉴于此前全国各地种种“风水怪现状”遍地开花的现实，从一法院的“辟邪剑”，到河南宜阳国土局的“八卦图”；从山西平顺县检察院的“镇邪神碑”，到国家级贫困县河南桐柏县用以“河怪”的风水建筑群，我们的确有必要对风水申遗提出一些疑问。

　　比如，风水申遗谁来领军? 会不会跟名人故里之争一样好戏连台，地方上为了利益纷纷上马“风水”项目?一个贫困县都以参与世博的名义斥资建造山寨中国馆，联想到近年的浙江横店拟筹资200亿元重建园，南京冒出7亿元的江宁织造府等文化大手笔，风水申遗一旦，争风水遗迹、打造风水“政绩”的形象工程会不会一哄而上？风水欲入正席，须防公趁机陪酒买醉。我们所要的不是风水，而是监管的缺失和的丑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