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大讨论系列之四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大讨论系列之四本站　　党的二十大报告描绘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图景，那是一个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幸福美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描绘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图景，那是一个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幸福美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企业家们的角色不可或缺。如何理解和衡量企业家们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积极意义？如何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理顺新时代下的政企关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释放经济活力，让社会中的不同主体，各安其位，各美其美，共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蓝图。

　　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是：企业家精神是创造力，甚至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的表现。企业家们要敢于冒险，敢于面对未知和不确定性投入资源，发展和执行商业计划，以期获得利润。这种理解更多停留在个体和企业微观的层面。需要进一步挖掘的是，“创造性破坏”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在哪里？是否具备不可取代性？这就需要我们先回到一个经济学家们一直孜孜以求讨论的基础问题：什么是财富？

　　早期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倾向于强调供给侧，也就是生产要素，对财富创造的决定性作用。而边际主义经济学家们则将目光放到了需求侧，也就是说，价值来自人们愿意为了商品的相对效用支付的过程。如果我们把供给侧和需求侧对于价值和财富的理解，融合到社会系统发展和演化的框架下，我们也许可以总结说：社会财富的创造，是一个不断在效率和需求两个维度上挖掘可能性，实现可能性，并持续构建秩序的过程。换言之，是在保持人类社会系统稳定的前提下，丰富性和丰沛性不断加深的过程。复杂经济学奠基人、牛津大学教授拜因霍克指出：“所有的秩序、复杂性以及知识都是由最简单的方法创建并聚集的：变异、选择和放大。”而企业家是财富创造中“变异、选择和放大”的主体，“企业家精神”则是驱动经济体和社会持续演化、经济和社会活力持续释放，在个体层面的重要动因。

　　更具体一点说，企业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创造力体现在三个角色中：“探测器” “转化器”和“放大器”。

　　首先，企业家们会持续敏锐地捕捉两种可能性，即：重组生产要素或者改变协同方式，使得生产效率不断提升的可能性；持续挖掘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可能性。这种“捕捉”的主体为什么一定是企业家？原因有二。其一，这两种“捕捉”都对创造性有较高要求。以需求捕捉为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用户需求并不能直接表达出来，而是需要通过对用户行为的细致观察，与用户进行深入沟通，对用户心理的深度理解，才能准确定义，并创造性地加以满足。其二，不管是效率提升的途径，还是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都是极其多元和分散的。因此，其探知过程也需要由多元和分散的主体来完成，才能发现更多的好选择。企业家们是这个任务当仁不让的人选。这就是企业家们“探测器”的功能。

　　其次，企业家们还具备“转化器”的功能。这里的转化，主要指将对用户需求的捕捉，和对生产过程效率提升的可能性，翻译成科研人员和生产要素拥有者能够理解的目标，并对技术和生产资料创造性地加以组织，转化为可以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在这个过程里，除了需要创造性，也考验了企业家们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创造条件和在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敢于承担责任的能力。这些能力，也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企业家们还具备“放大器”的功能，这里包括使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为更多的用户所接受，调动更大范围的产业资源，以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创新应用范围。也正是这个过程，真正将企业家的角色和价值，释放到了更大的范围。而这个过程的实现，也考验了企业家们将其作为个体捕捉到的机会，与社会共识、产业趋势，以及政策要求相结合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释放出惊人的经济活力。“企业家精神”在这个过程不可没。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主体不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们，各级政府、机构，以及无数个体经营者，都表现出惊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现在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四十五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现状和环境，都发生了质的变化。那么，新时代下的“企业家精神”，又该具有什么样的新内涵呢？如果我们把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做一个对比，也许可以总结出三个直接影响企业家角色的重要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任务侧重发生了改变。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里，我们的主要市场环境是供小于求。而且，那时中国的很多产业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企业家们“放大器”和“转化器”的功能尤为重要。“探测器”的功能虽然也很重要，但难度相对较低。这一方面是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商业机会较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向国际产业对标和学习的机会多，对创新能力的要求较小。而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我们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已经走到了国际前沿的位置。我们的探索，不管是在技术上、商业模式上，还是组织管理方法上，开始进入“无人区”。这就对企业家们的“探测器”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就已指出，随着中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战略判断意味着企业家们至少还需要加强两个方面的探测能力：一是如何进一步了解和挖掘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二是如何进一步探知和转化相应的技术和产业能力，满足更细分的需求维度和更高的需求质量。

　　这就很自然地带来了企业家角色的第二个重大变化，那就是任务难度提高。这种难度变化既有经济、社会和技术发展本身的客观规律，也有地缘环境变化的影响。企业家们不但需要越来越多地进入技术和产业转型的深水区和无人区，而且，随着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国际竞争者和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活动也抱有了更大的警惕，甚至敌意。这一方面要求我们更好地拥抱世界，在平等规范的基础上与国际企业展开竞争，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求企业家们丢掉幻想，懂得接下来的路更需要我们自力更生的努力。

　　第三个变化，也许是最具挑战的变化，就是我们需要提高任务平衡能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显然，发展的含义更丰富了，不是单一维度的，而是一个丰富和平衡的整体。这才更符合发展的真正要义。因为发展的目的是能让更多的人可以富足、平等、向上和舒展地活着。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而且这里的“人”一定是社会性的。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强调发展的平衡性会制约发展的速度和潜力，但事实并非如此。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科技的飞跃式变化，对平衡性的强调如果能落在实处，会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优势。以目前正在迅速进步的人工智能技术为例，它必然会对就业市场和财富分配带来剧烈的冲击，也会深刻地改变诸多行业，包括教育、医疗等影响国际民生的重要产业。

　　如果不注意发展的平衡性，我们将会观察到财富分配的进一步不平衡最终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带来严重的社会动荡。在这种级别的范式转移下，我们需要战略性和全局性的眼光，也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能融合人类以往的一切经验，进而突破过去经验的限制。对平衡性的强调不应该只是加大对企业家们的要求，而是需要尽快转化成相应的政策和体制，让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得到更大的发挥，同时普惠更多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需要政商学各界共同努力。

　　以上总结的三大变化需要企业家们具有更大的勇气和更高的智慧。同时，“企业家精神”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更适宜的产业、经济和政策土壤。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准确知道什么样的行为一定会获得成功，我们需要的是塑造一个能够让各个经济主体相互碰撞、协同，逐步向着共同目标共生演化的系统。其重中之重就是稳定预期。新时代的企业家们要打的都是攻坚战，其风险和回报周期都更长。稳定的预期对于企业家们愿意进行大量的早期投入至关重要。这里的稳定预期并不是说企业家们在具体项目上的回报预期，甚至不是对增长速度的提前预设，而是让企业家们更清晰地了解中国式现代化蓝图中自己应该起到的作用，了解自己行为的空间和边界。国家产业政策要充分发挥其方向指引的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企业“探测器”的功能。在政策执行时，减少运动式做法，规范具体操作。宏观调节要更多地采取制度式的方法，确立好游戏规则，明确政企分工，让企业在制度的引导下更好地发挥作用。

　　另外，提高容错率，也是未来企业家精神进一步发挥的重要条件。创新的过程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没有人能准确判断创新行为的结果。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靠创新，随着中国企业家们的创新越来越推进到人类认知的边缘，提高对错误和失败的容忍度，是我们急需的环境和土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营造高容错率的环境绝不仅仅是个政策问题，它需要整个社会形成更加欣赏创新的价值观，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的共识和更富创造精神的文化。这种环境和土壤不仅可以帮助到现在的企业家们，也可以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拥抱挑战，拥抱风险，拥抱创新，成为新一代的中国企业家，塑造新一代的“企业家精神”！